通过探索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路径，期冀在依宪治国的宏大主题下，国家和社会真正重视宪法运行机制，实现依据宪法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从而通过宪法的实施和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依宪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修改《立法法》，规定监察法规的法律地位，监察法规效力与行政法规等同，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根据1948年《韩国宪法》第97条规定，韩国监察院从属于总统，负责监督财政收支和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现实中，依法履行公职的，除上述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外，还有其他相关人员。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由本级人大产生，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

中国古代法典中监察是重要内容，如清朝《钦定台规》是一部详备的监察法。摘要：长期以来，在我国宪法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中，监察权从属于行政权，并具有监督行政的特点，行政监察与其他监督形式结合，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的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权威不够、监督有盲区、难以形成合力等不足。这样一来，全国人大在今天仍然可以以制宪机关的名义根据制宪权意志表达新的实定宪法，这会损害现行宪法的权威和最高法律地位。

三、对实定宪法的进一步确定 （一）两次违宪的宪法修改对五四宪法的背离 彭真曾说：我国曾经制定过三部宪法。之后就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做出相应修正后，9月份提交全国人大批准。[60]施密特提出这一疑问，也许说明他同意只能由制宪机关享有政治权威。[17]而施密特主张区分实定宪法与宪法法，他经常是在实定宪法的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

因此，五四宪法对法治的态度是模糊的，它体现了法治，但没有明确规定法治，特别是没有坚持法治的核心要求——不允许存在任何一个超越宪法、法律而不受限制的最高机关、政党与个人。[13]参见注[10]，第17-19页。

制宪机关的任务，是要表达能正确反映制宪权意志的实定宪法。如果否定这一点，无异于是改变了实定宪法。他认为，以往的宪法研究经常将宪法视为成文宪法的一系列规范，并且从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与繁难修改程序来把握宪法的根本性，但其实这种认识并没有把握宪法的根本性。在成文宪法制的环境中，成文宪法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它拒绝任何超越宪法文本的国家权力，防止一切破坏实定宪法的政治企图。

因此，实定宪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制宪主体创造的，但却不得不借助制宪机关予以表达和实施。在施密特看来，实定宪法是制宪主体凭借制宪权意志产生的具体政治决断，实定宪法何时形成，在时间上不可能被准确的确定。五四宪法所反映的实定宪法是不完整的，这种妥协性使得实定宪法被后来的政治运动做了反向修改。只要成文宪法具有实效，就能说明实定宪法是符合制宪权意志的。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这种治理方式，作为实定宪法的第二项核心内容被最终确立。如此一来，施密特的理论便给人民制宪权的常在性打了折扣。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是批准成文宪法的机关，它创制了宪法修改规范，以此为根据授权以后历届全国人大行使修宪权。政治主权上的整体此时便完全被限制为规范体系内的公民。

[46]参见注[42]，第207-208页。本文结合施密特的实定宪法理论，针对新中国1954年至1982年的制宪、修宪历史，致力于对上述悖论做出适当的解释。[28]于是，确定实定宪法的内容应当借助于一部有实效的成文宪法。而只有先于宪法的、无组织无定形的人民，作为喝彩的主体，才能产生民意的征候。[18]参见注[10]，第144-145页。当成文宪法可以被制宪机关反复制定时，就可能沦为个别政治力量的传声筒，它不会有最高法律效力，民国初期的成文宪法均是因此而成为一纸具文。

第一，是否可以以刑事诉讼法或临时办法来规定这一制度，而不必写进宪法。但是，七五宪法在承认第一项政治决断的基础上，在成文宪法之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变了第二项政治决断的发展方向，几乎否定了通过法律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以人治、党政不分为手段的治理模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八宪法。

表面上看，七五宪法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似乎是修宪而非制定成文宪法。[15]因此，在施密特的实定宪法理论中，制宪的准确含义取决于宪法是指实定宪法还是指宪法法。

施密特说：一切源于制宪权的宪法，[23]这意指实定宪法是一种依附于特定制宪权意志的具体政治决断。[60]同注[10]，第103-104页。

相反，若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关成为常在的制宪机关，由于它有代为表达实定宪法的政治权威，实定宪法反而可能更容易被破坏，一个人或一个组织都有可能借此机关的名义破坏成文宪法制。1978年展开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以及群众对1980年启动的宪法修改活动的关注与支持，笔者认为接近于施密特所谓的现代喝彩。[37]施密特区分了宪法之前的人民和宪法法框架内的人民。判断是否发生了修宪，表面上的标准是修改了多少，是不是对个别宪法规范的修改。

[38]参见注[10]，第37-39页。自颁布至今，现行宪法之所以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不断保持有效并发展，不是因为它坚持人权保障这一根本规范，[55]而是因为它基本符合制宪主体（人民）的制宪权意志，并且正确补充了被回避的政治决断——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依法治国，这才是它能一直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原因。

相应地，我国制宪机关究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全国人大，也能作出判断。[57]参见注[10]，第125-126页。

因此，全国人大不是可以代表制宪主体行使制宪权的制宪机关。全国人大在1965-1974年间没有开过一次会议，[50] 1975年开会便通过了背离五四宪法精神的七五宪法。

成文宪法如果回避这一不可缺少的政治决断，那么就会使得这一决断在成文宪法之外被以其他方式做出。[34]根据历史经验，虽然宪法规定了较难的修改程序，但是对居于优势地位的政党、国会多数代表而言，满足宪法法繁难的修改要求，从而实现修宪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成文宪法的性质就会如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荡然无存[52]——这基本符合五四宪法至1975年的历史命运。制宪机关并不改变实定宪法，而是要代为表达制宪主体根据其制宪权意志创造的实定宪法。

但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七五宪法的第二项决断是没有实效性的，全国人大在1975年没有制宪机关所应具有的政治权威，它一厢情愿地表达了不符合制宪权意志的、虚假的实定宪法。[37]一切权力都在法律之下，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它恰好与成文宪法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

这样的政治决断之所以有机会被做出，根本原因在于1954年制宪时疏漏了如何治理的政治决断。要维护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不但要保证制宪机关代为表达的实定宪法是符合制宪权意志的，而且必须保持实定宪法的稳定性。

而自1982年至今，最初强调的法制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了，1999年它被正式写进宪法修正案，成为反映实定宪法的宪法规范。人民作为制宪主体，是否有权力废除现行宪法？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成文宪法肯定就不得不追随政治形势了，它的最高法律效力无法规范政治权力，是名不副实的。